新闻网讯 6月6日，《中国民族报》刊发刊发我校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蒋爱花《宁夏历史上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文，全文内容如下：
贺兰之山五百里，极目长空高插天。贺兰山绵亘于宁夏西北部，南北长200余公里，遮挡了腾格里沙漠的漫漫黄沙，柔和了凛冽而来的西伯利亚北风。唐代诗人韦蟾曾经留下“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的诗句，可见“塞北江南”的美名由来已久，而这片土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也同样精彩。
文化交汇，丝路明珠
宁夏自古就是各民族密切交往的地区。宁夏西侧的贺兰山一带，是我国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过渡地带。在新石器时代，宁夏北部属于细石器文化系统，南部属于仰韶文化系统。水洞沟远古人类文明、贺兰山岩画等珍贵的文化遗存，诠释了宁夏北部多样的民族成分与多彩的社会生活。
西周时，戎族开始东迁。经过三次大迁徙，至春秋时，迁徙到黄河流域及淮河流域，形成了四大分布区域，即陕西东北、晋西北地区，泾渭之间和整个泾水流域，伊洛之间及陇西，这些地方是中华诸多民族的起源地。
宁夏原为玁狁、戎狄居牧之地。公元前626年，秦穆公灭西戎，征服了今宁夏部分地区。穆公之后，生活在宁夏南部固原境内的义渠戎被秦国征服，融入了秦国的治理。固原城北的秦长城，就是秦国攻取义渠戎之后，为抵御北方匈奴而修建的。随着商贸移民的迁徙、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当地生产方式开始由游牧向筑城定居演变，形成了农牧兼重的经济文化。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宁夏大部分地区被匈奴所占据，游牧民族在这里生存、发展。《史记·匈奴列传》记载：
“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
秦朝建立后，对匈奴进行了军事征伐，并设置郡县，以移民的方式扩充该地区人口。移民规模宏大，设置郡县数量众多，贯通南北的秦直道为运送物资创造了条件，可见秦始皇经营宁夏一带的决心之大。然而，秦末的战乱让这种转变出现滞缓，游牧经济文化虽然依旧占据主导，但是族群之间的交融却在持续深化。
西汉统治者在匈奴攻破固原萧关之后，沿用了秦始皇时期的移民政策。移民行动始于汉文帝时期，此时的徙民实边只是一个开端，却为汉武帝时期进一步屯田拓边奠定了基础。《汉书·武帝纪》记载：
“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至此，宁夏大部与中原王朝紧密联系在一起。紧接着，汉武帝派苏建募集10万中原百姓修筑朔方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漠北会战大破匈奴后，又有关东贫民70余万人迁移到朔方、新秦中等地。
汉武帝北击匈奴，控制了河西走廊，开通了去往西域的道路。宁夏地区在解除匈奴控制的同时，也不断受益于丝绸之路。宁夏固原是丝绸之路中段北线上的重要城镇，月氏国使节曾在这里得到汉武帝的接见。南北朝时期，西域的大量物产沿着丝绸之路到达这里。1983年，在固原抢救性发掘的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墓中，出土了鎏金银壶、萨珊金银器等大量珍贵文物，这些都是中西汇通的重要见证。
东汉时期，居于西北地区的羌族开始在宁夏地区频繁活动，东汉末期大量内迁。当时，宁夏地区农业已经有所发展，以游牧为生的羌族受到农耕文明潜移默化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众多民族登上历史舞台，羌、鲜卑、匈奴等多个民族在宁夏地区建立政权。随着地域条件的变化，这些游牧民族不断向农耕民族靠近，农耕文明也在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
北魏对于黄河流域的统一，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及包括甘宁青地区在内的北方民族大融合，成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北魏王朝承上启下，对宁夏地区的持续经营，奠定了此后这一地区的政治格局。民族融合推动宁夏地区向前发展，这一时期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有机结合、互动调和期。
吸收借鉴，民族融合
隋唐时期，宁夏地区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也再次给民族交融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两汉至隋唐，随着中原农耕文明的强盛及其重心北移，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进一步碰撞交融。素来安土重迁的汉族，作为移民进入宁夏地区，一方面完成了“实边”任务，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贞观之后，宁夏再次成为容纳众多北方民族的地区。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回纥、吐谷浑、党项等多个民族逐鹿宁夏，其中，吐蕃军队在宁夏南部驻扎将近百年的时间。继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之后，宁夏地区再次彰显了非凡的包容性。
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受自然环境、战争因素等影响，准军事性质的社会组织、尚武勇悍的社会风尚、大胆开拓的品格，成为西夏的鲜明特征。西夏虽然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并不排斥对农耕文明的吸收与借鉴。西夏仿照汉字创制的西夏文，使用了460余年。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西夏王朝在思想文化方面也有着较高的成就，如，在佛教（西夏译经图以及各种佛教文献）、儒学（翻译儒家经典、开设科举、尊崇孔子）、艺术（石窟、佛塔、唐卡）和建筑（西夏王陵）等领域，西夏王朝都留下了宝贵财富。诸多西夏文的传世文献，在少数民族现存文献中独树一帜。学术界对俄藏黑水城文献的持续研究，破译了西夏留给后世的许多谜团。
西夏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入居宁夏的游牧民族，以其多样的文化、自信开放的精神，与汉族一道创造了宁夏地区异彩纷呈的历史文化。唐代以来涌入中原的沙陀、吐谷浑、党项、契丹等民族，元朝以后已不多见，因为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与其他民族融为一体。蒙古族人口大量进入宁夏后，与当地各民族混居，部分人口转为定居农耕人口。此外，与中亚地区的往来，也给宁夏地区增添了活力。
相濡互化，开放包容
元朝在西夏故地设立了“西夏中兴行省”，这一名称包括了西夏国名和都城名，省治仍在中兴府，即今银川市。后来，西夏中兴行省改置于甘州，称为甘肃等处行省，下属中兴路改为“宁夏府路”，这是“宁夏”之名在历史上的正式使用。“宁夏”取西夏地区安宁之意，这一名称素为人民喜爱，一直沿用至今。
自元代以来，回族一直是宁夏地区的主要民族之一。明代以后，宁夏居民中汉族人口占大多数。清代，随着八旗官兵进驻，满族成为宁夏的主要民族之一。
回顾各个历史时期对于宁夏的开发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央王朝的政治治理以及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推广、文化交流、人口迁徙等对宁夏地区的开发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各民族都为宁夏的开发与发展贡献着自身的能量。宁夏地区的社会生活整体呈现出汉民族吸收游牧民族尚武善战之优长、各游牧民族吸取汉民族尚礼好学之风气，彼此相濡互化、互鉴交融的面貌。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宁夏拥有了书写不尽的文明与辉煌，推动着中华民族发展壮大。
